文雅的獨裁者—布魯諾‧華爾特的道路
文雅的獨裁者—布魯諾‧華爾特的道路
特裏—蒂肖特 海倫編譯 blue97註解
對於一名古典音樂家來說,他去世後的命運如何,實在是無法預測的。
當然有些去世不很久的著名藝術家,
比如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等還仍然被人們深切地懷念著,
而其他人,比如小提琴家米沙—埃爾曼,除了同行以外,他已經被人們遺忘了
(註:其實還好吧,聽老錄音不認識他很遜哩)。後輩們之所以對某位藝術家感興趣,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21世紀的今天,其中有三個因素非常重要:
首先他要積極地活到80歲,其次是他錄製了大量的唱片,演奏了高水準的作品,
還有就是他一生中要有一個重要的時期
(最好是在晚年)是在美國度過的(註:這是什麼鳥話?)。
指揮家布魯諾‧華爾特完美地實現了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儘管他成名很早,
在1936年就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藝術總監。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成為一名對歐洲音樂生活的形成做出重要貢獻的德奧指揮家。
1938年納粹接管奧地利之後,他沒有被迫逃到歐洲去,也不願像同時代的
Clemens Krauss 或Franz Schalk一樣隱姓埋名,相反,他在1939年移居好萊塢,
並迅速成為美國古典音樂的中堅力量。
華爾特是大都會歌劇院最卓越的客席指揮之一,
他也是紐約愛樂樂團的常任客席指揮,還擔任了兩年的『藝術顧問』,
實際上就是樂團的音樂總監,只是他拒絕了官方的頭銜。
當他在1962年去世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錄製並重錄了他的全部曲目,
而且大多數都是立體聲唱片。他如今與托斯科尼尼、畢勤爵士、福特萬格勒、
庫塞維茨基和史托柯夫斯基一同被列為最優秀的指揮家。
就像人們很少提及著名指揮家們的人品一樣,
我們所能見到的也只有諸如善意和慷慨等模棱兩可的文字,
有關華爾特品性的描述非常少。除了他自己的兩本書—自傳《主題與變奏》(1946年)
和《有關音樂與音樂製作》(1957年,1961年轉譯)—以外,
直到1999年才有了比較完整的有關他的生活與工作的義大利文傳記出現,
那就是Erik Ryding 和Rebecca Pechefsky撰寫的《布魯諾‧華爾特:另外的世界》
(Bruno Walter:A World Elsewhere),現在已經有了英文版本。(1)
華爾特出生的時間剛好在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首演的前六個星期,
人們對他知之甚少,那些熟悉他的少年和中年生活的人都不在人世了,就
連在20世紀50年代與他一起工作的音樂家也所剩無幾了。另外,華爾特不寫日記,
他的七千餘封保存下來的信件除了被監視且言語隱晦的之外,
也多只是涉及個人的事情。所以,Ryding和 Pechefsky不得不依靠當時的報紙和雜誌,
他們查閱了20000多篇有關華爾特演出的評論文章,面對面地採訪了60多位人士。
正因為如此,或許這本書本身還是有點晦澀,
但至少它比較尊重了華爾特的個人生活。
那些不熟悉維也納文化史的讀者可能會對書中描述的事件感到不滿足。
這些明顯不充分的部分可以用華爾特晚年拍攝的電影、
錄製的唱片以及排練的錄音磁帶等作為補充,
這些實物能使這本比較理智地撰寫的傳記帶給我們布魯諾‧華爾特
那活生生的久已消失的製作音樂的大師風範。(2)
1946年,華爾特曾回憶起他在半個世紀前年輕的時候第一次來到維也納
並得到認同的事。他寫道:『我覺得我屬於維也納,我從前沒有發覺這一點,
現在知道了。從精神上說,我是維也納人。』事實上,華爾特是在1867年出生於德國,
而且指揮家使用了大半輩子的、曾經導致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反猶太運動的姓,
不是華爾特,而是施萊辛格(Schlesinger)。
布魯諾‧施萊辛格是家裏三個孩子中的老二,父親是柏林的簿記員,
母親是受過正規音樂訓練的音樂愛好者,她在孩子五歲的時候就開始每天教他彈鋼琴
(註:日本有個叫Wing的唱片小廠,曾經出版過華爾特演奏的蕭邦錄音)。
三年以後,接收他進入Stern 音樂學校的老師說:『這孩子渾身上下都是音樂。』
他9歲開始作曲,12歲成為與柏林愛樂樂團合作演出的獨奏家,不久之後成為一名指揮。
像大多數歐洲的指揮家一樣,施萊辛格以做歌劇指導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
他在1893年加入了科隆市立劇院,7個月之後指揮了第一次的公開演出。此後不久,
他去了漢堡,開始與作曲家兼指揮家的古斯塔夫‧馬勒一起工作。
馬勒當時已經是聞名歐洲的重要的歌劇詮釋者之一。兩個人十分親近,
這個馬勒的新徒弟知道,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榜樣:
『我從沒有遇到過(像馬勒)這樣一個富有激情的人,
我永遠也夢想不出那種在絕對清晰的思路和目標支撐下的簡捷恰當的語言與
獨特有力的手勢所帶來的令人焦慮的恐懼,並迫使人們盲目地信服。』
由於受到馬勒的關愛,坐落在現在波蘭的地方性歌劇院,
佈雷斯勞(Breslau)市立劇院為施萊辛格提供了第二指揮的職位,但有一個附加條件。
公司的董事說,在佈雷斯勞叫施萊辛格的人太多了,他們希望年輕的指導能換個名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不願意雇用一個有著明顯的猶太姓名的人,反正就是這樣,
布魯諾‧施萊辛格變成了布魯諾‧華爾特。這個轉變在兩年後,
華爾特為了成為里加歌劇院的首席指揮而改信基督教時最終得以完成。
(當時的這個拉托維亞公司受到沙俄嚴厲的反猶太條例的制約。)
華爾特並不是他那個時代唯一的成為基督徒的猶太音樂家,馬勒也是這樣做的,
還有馬勒的另一個大弟子奧圖‧克倫培勒。
他們這種特殊的信仰改變既不是單純的手續問題,
也沒有專業的緣由,三個人都是認真地接受了自己的新的宗教信仰。
華爾特與馬勒和克倫培勒不同,他好像又回到了猶太教,以至於後來幾年中,
他從不願意與同事談論有關馬勒把猶太人的通俗音樂加入到他的交響曲中的
眾所周知的事實。紐約愛樂樂團的一些猶太演奏家甚至聽到華爾特的抱怨,
說他在排練巴哈的《馬太受難曲》時,感情上倍受耶穌的折磨。
(註:記憶中,華爾特的聖樂錄音甚少)
Ryding 和Pechefsky 並沒有提供有關華爾特改變宗教信仰後所進行的具體的宗教活動,
也沒有提及任何有關施萊辛格家族堅持猶太教規的內容。(3)但一般說來,
華爾特的宗教信仰貫穿在他的職業生活中,他經常說,音樂是『精神的力量』,
音樂能夠使人高尚起來,能夠引導人們與上帝更加親近。他認為,
莫札特的最後三部交響曲是『理智的、精神上的和音樂的自白書』,
而安東—布魯克納的音樂是『通往超自然領域的橋樑,
唯有那些對更高理想的渴望才能響應他作品中發出的聖徒的召喚。』
1901年,華爾特來到了維也納馬勒的身邊,此時的老指揮家正負責歌劇院的工作,
當時的情境也與現在一樣,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劇院之一。
維也納還是國際文化激進運動的中心,那裏曾出現過藝術的現在派運動。
馬勒自己的交響曲,Arthur Schnitzler的性感戲劇,Gustav Klimt精美的表現主義繪畫,
Sigmund Freud的心理學理論,
這些都是現代藝術運動中德語分支所產生的重要而有影響的作品。
毫無疑問,華爾特也擔心他那形象高大的恩人會使他黯然失色,
他溫柔的個性也不可能使他像馬勒那樣使用嚴厲的方式來主宰一個樂團,因此他選擇了
『與自己的個性相適應的符合心理學的方式』。
他那平和詼諧的排練技巧也同樣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而馬勒常常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為難個別的音樂家。華爾特與馬勒不同,
他是一位教師,不是個暴君,這一點貫穿於他的一生。
華爾特作為重要的藝術家得到公眾的承認,是在1911年馬勒去世之後。
儘管他的足跡遍及整個歐洲,但他還是以維也納作為大本營。在1934至1938年間,
他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錄製了大量的作品(也有少量的作品是與國家歌劇院合作的),
這些錄音也標誌著古典音樂演奏的國際性,
及留聲機的發明對音樂製作的革命性轉變。(4)而樂團的獨特聲音—
音色有些暗淡富有質感,圓潤但不明亮—在錄音中也直接地表現了出來
(註:30年代的貝多芬第六號錄音就有這樣的特質)。
還有就是華爾特在節奏方面的靈活自由:在奏鳴曲式的快板樂章中,
他的第二『抒情』主題往往會慢下來,
而在其他的過渡性的段落中會有些速度上的起伏變化,其中許多都是自發性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有時我會加速,有時會放慢,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音樂表現會在每一場演出中有所不同,』他曾經這樣說:
『我處理音樂時不需要理由。』
這樣的靈活自由在20世紀20和30年代的錄音中是非常普遍的,
在華爾特的錄音中更是比比皆是(據說,馬勒的演奏也是如此)。
特別令人難忘的是他在1937年與愛樂樂團合作錄音的莫札特《D小調鋼琴協奏曲》。
這是第一次由鋼琴領奏來錄製莫札特的協奏曲,華爾特被證明是位技藝高超的鋼琴家,
而最為突出的就是他那自由節奏的詮釋。
Ryding 和Pechefsky 是這樣描述的: 在這次演出中,
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演奏家們極為驚險地緊緊跟隨著華爾特的分句、連接與自由速度……
當他在第一樂章的第二主題放慢速度時,
樂隊準確地跟了上去。
托斯卡尼尼是位在交響樂演奏中始終保持相同速度的現代指揮家,
他並不讚賞華爾特在戰前的詮釋風格,他曾說:
『華爾特演奏到抒情樂段時,他就陶醉了。』
對於習慣於托斯卡尼尼更直率的詮釋風格的聽眾來說,
這種『陶醉』真的是令人驚慌失措。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華爾特選擇了比較適當的演奏速度,但他保留了與維也納愛樂樂團
在以前演出中所具有的熱情的抒情性。到了50年代,他又要求弦樂演奏家們去『歌唱』
—那就是要演奏出顫動著的富有表現力的音調,用歌劇歌唱家的演唱方式來雕琢樂句旋律。
這樣一來,他往往是消除了音樂的對比性,減弱了尖銳的斷奏和強烈的力度變化。
事實上,像托斯卡尼尼等非德國指揮家, 更傾向於富有張力和激情的演奏,
甚至是勇往直前,而華爾特則是比較平和而舒緩的。
儘管華爾特長期被公認為是馬勒音樂的『權威』詮釋者—他指揮了馬勒《第九交響曲》
和交響聲樂套曲《大地之歌》的首演—但有些聽眾還是認為他的詮釋過於傷感。
有人問及對華爾特詮釋馬勒音樂的看法,克倫培勒無不諷刺地說:『對我來說,
是過於猶太化了。』馬勒的兩個大弟子儘管都是猶太人,
但他們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詮釋馬勒的音樂,克倫培勒是冷漠的,
甚至有些嘲弄的意味,而華爾特充滿了傷感的離愁別緒。(5)
華爾特的抒情性就像他強烈地偏愛德奧古典音樂一樣,取決於維也納觀眾的嗜好
(儘管他也演奏了大量的現代主調音樂)。 但公眾中也有一股日益增長的勢力從來就
不承認華爾特是德奧傳統音樂的合法代言人。幾乎是從他指揮生涯的最開始,
他就是德國和奧地利反猶太組織惡意攻擊的目標,
那些作家總是拿他改名字的事情來做文章。在1933年希特勒掌權時,
他被迫停止了在第三帝國的指揮活動。
面對這種狀況,華爾特的回應是更進一步加強與維也納的關聯,
而對他演出的喝彩也在繼續上升。但維也納畢竟會受到反猶太流毒的感染,
即便是他們最愛戴的指揮家也逃脫不了最終的磨難。1938年3月,
也就是華爾特與維也納愛樂樂團第一次錄製馬勒的《第九交響曲》之後的兩個月,
希特勒的軍隊就開進了維也納的街道。愛樂樂團解雇了所有的猶太音樂家,
華爾特和他的家庭也逃命了。他曾給朋友寫道:『你可以想像一位最美麗的女人,
她的美麗已經被天花或其他的可怕疾病給毀壞了,現在她像小丑一樣,
充滿恐懼地在街上徘徊著—這就是奧地利和維也納的特殊命運。』
一年以後,華爾特去了美國,他早在1923年就在美國首次指揮過演出。
美國的音樂生活曾一度被德國訓練出來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們所統治,但到了1939年,
美國的主要管弦樂團的指揮都是非德國人了:托斯卡尼尼在NBC交響樂團,
史托柯夫斯基在費城管弦樂團,庫塞維茨基在波士頓交響樂團,巴畢羅里在紐約愛樂樂團。
結果,華爾特的到來特別引人注目,他不久就成為美國音樂生活中的一道風景。
很快地,他開始為Columbia公司錄音。最早合作的是紐約愛樂樂團,
後來是專門組織起來的合奏團體,被稱作『哥倫比亞交響樂團』,
華爾特運用與維也納不同的方式來訓練他們。戰後,
他曾在較小規模的範圍裏繼續著他在歐洲的指揮生涯,
但他想在 1947年的愛丁堡音樂節上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的願望導致了樂團遭受
『納粹化』的?名(註:這段看不太懂?),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餘生貢獻給美國。
1957年,華爾特因為心臟病發作而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當時,立體聲唱片已經被引進,
Columbia公司調整了哥倫比亞交響樂團在洛杉磯的錄音,
盡可能安排華爾特在離他在加州的居所不遠的地方重新錄製了他的曲目
(包括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全部交響曲)。這些一再重新發行的演奏錄音,
大部分在節奏方面都不像他戰前與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錄音那樣自由多變
(註:的確,有華爾特早期錄音的朋友,可以多比較兩者的差異),
華爾特的指揮藝術也為現在廣大聽眾所熟悉。
華爾特最後一次的公開演出是在1960年12月,三個月之後進行了最後一次錄音。
他那衰弱的心臟使他不得不選擇退休。1962年2月17日華爾特去世了,當天晚上,
紐約愛樂樂團的觀眾也得知了這個消息,伯恩斯坦稱他為『音樂聖徒之一,
是一位善良、熱情、仁慈而獻身事業的人。』
把布魯諾‧華爾特稱為音樂的聖徒或其他什麼,是有些誇大其詞。
像所有的成功指揮家一樣,他是個雄心勃勃且個人行為冷漠無情的人。
當排練中遇到問題時,他總是在指揮臺上用溫和的方式來掩飾他那鐵定的意志。
小提琴家伊薩科—史坦評論道:
『他是文雅的獨裁者,就如同托斯卡尼尼是一位脾氣暴躁的獨裁者一樣。』
他的個人生活也並不清白:他結了婚,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他至少與他的歌唱家之一的女高音Delia Reinhardt 有過浪漫情史,
這樣的風流韻事在他一生中的其他時期也出現過。
當然,華爾特與大多數藝術家相比並不很虛偽,
他或許比20世紀其他的大音樂家更相信音樂在倫理道德方面的能力—
他深信自己從年輕時就努力堅持的歐洲傳統在華格納身上得到發展。
華格納狂熱地相信音樂的精神力量,並使其屈從於他的最終目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音樂的詮釋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可能華爾特對莫札特和貝多芬音樂那種柔和的處理方式將不會再次流行起來,
或者說至少在不久的未來不會出現。但在他去世之後,
他的許多錄音都不斷地得以出版發行,
有人對這些錄音長時間地受歡迎感到意外。
在我們這個已經對音樂的詮釋逐漸形成標準的時代,
華爾特的錄音為我們再現了那個被希特勒扼殺了的、安逸優雅的、
消失了的世界中的珍寶,我們不難從中聽到先人們的理想與空泛的抒情性,
正像華爾特在談及馬勒音樂時曾寫道的那樣:
『音樂不是白晝的藝術,它的秘密根基或者說它的深刻內涵都產生於受傷害的靈魂中。』
即使是現在,華爾特詮釋的馬勒音樂還被人們津津樂道。誠然,正像克倫培勒所言,
還有一些不同於華爾特的方式可以用來演奏馬勒音樂,
其中有的可以更好地表現出馬勒音樂中複雜的情感,
但不可否認華爾特的詮釋方式相當感人,評論界也對此保持了沈默
(註:不太清楚翻譯者表達是什麼?保持沈默,是負面還是正面?)。
傾聽華爾特指揮《大地之歌》結束處那靜靜地與生活的告別,
維也納愛樂樂團的絃樂器演奏得如微蕩的春風,輕柔而飄逸,
這令人回憶起華爾特的動人話語:『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音樂是連接天國的樞紐。』
1.耶魯大學出版社,487頁,$35.00
2.華爾特最佳唱片的CD版本被列在這部作品結束時的分類目錄中。
《布魯諾‧華爾特:藝術大師與凡人的生活》(VAI Video 69407)
是一部一小時長的加拿大拍攝的電視紀錄片,記錄了1958年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的
一次排練以及音樂評論家Albert Goldberg對華爾特的採訪。
3.華爾特改信基督教的事情並不為人所知(儘管他最後葬在羅馬的天主教墓地)。
他晚年成為人智學說的擁護者,這是新世紀的一種綜合性的準宗教。
4.有關這種現象的討論,請參閱我在《May Commentary》中的文章:
《什麼扼殺了古典音樂唱片?》
5.奇怪的是,克倫培勒的雙關語在《布魯諾‧華爾特:另外的世界》中被省略掉了,
儘管那是眾所周知的,並且已經得到了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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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40.112.111.2
※ 編輯: ChaosCreator 來自: 140.112.111.2 (12/26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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