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 導演黃嘉俊 用鏡頭找到生命節奏
邱祖胤／台北報導 (20081122) 中國時報
紀錄片導演黃嘉俊拍攝《飛行少年》，花了一整年的時間跟著一群社會邊緣的孩子
一起生活，紀錄他們騎單輪車環島的壯舉，同時也見證了這群孩子愈挫愈勇、跌倒了再爬
起來的成長歷程。他說：「紀錄片工作者似乎一直在等待事件發生，我很幸運的面對一群
每天都有事發生的孩子，只怕我不在現場而已。」
與「非行」兒生活一年 記錄創舉
「飛行」少年指的是行為偏差、失親失怙、被家庭或學校遺棄或是由法院轉送過來
的「非行」少年，他們在花蓮信望愛少年學園接受輔導教育。二○○六年夏天，在觀護人
盧蘇偉、牧師黃明鎮牧師及老師們的陪同下，卅個小朋友花了廿天，騎著單輪車環島一千
公里，當時曾成為新聞焦點。
在這趟旅程中，黃嘉俊像親切的大哥哥，呵護著每一位外表剛強、內心渴望關懷的
孩子。黃嘉俊的影片並未使用煽情的剪接，只是冷眼記錄孩子學習重回社會的奮鬥過程。
平凡間存在幾許老練世故，多少跟他的人生歷練有關。
現年三十五歲的黃嘉俊，在家中排行老大，國中畢業後便隻身到台北念國四班，之
後升上高中，也在世新大學念了四年電影。求學階段他熱中文學、繪畫與爵士樂，還曾到
樂器行兼差教學。他大二開始就開始當接案導演。
黃嘉俊入伍前考上國防部示範樂隊，原本以為可以「過著白天當兵吹樂器，晚上四
處閒逛的悠哉生活」，沒想到黃嘉俊後來被兵役單位轉到最操的戰鬥部隊，從天堂掉到地
獄。
「前半年的魔鬼訓練讓我非常不快樂，覺得心靈被囚禁，一身才藝無法發揮。」黃
嘉俊的生命陷入最低潮：「那時還看到別的弟兄被不當管教，拳打腳踢的，現在想起來還
不敢相信那是發生在九○年代末的事情。」
不過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地震，改變了黃嘉俊對生命的看法。
凌晨兩點地震過後，他與營區弟兄接到指令進入台中新社災區展開救災工作。「我
還記得與另一位弟兄從瓦礫堆中抬著第一具屍體出來的感覺，那位阿伯的身體還是溫的。
」
九二一救災運屍 改變生命看法
接著，他們陸續將屍體運至營區餐廳，或將傷者送至臨時安置中心，轉眼不過四個
小時，餐廳已擺滿了一五○具屍體。「我曾經眼睜睜看著一位被救出來的傷者，看來並無
大礙，喝了一口水過後，就在我面前死掉了。」
面對過生命的脆弱無常，讓原本被囚禁的心靈反而釋放了。接下來的救災工作不必
操練或看長官臉色，他與重建區民眾朝夕相處一年，反而覺得充實。「晚上跟著弟兄喝著
維士比加咖啡，聽受災戶講故事，好像經歷了很多人的生命一樣。」
退伍後黃嘉俊先在咖啡店上班學煮咖啡，後來參與曲佑寧導演的《人生劇展》工作
團隊，回到當初所學。不過兩年下來，他發現這樣的工作型態似乎只有導演最有成就感，
其他每一位工作人員都過得不開心。
他便離開工作，一個人到尼泊爾旅行一個月。「我發現那地方人很窮，但人人都很
快樂，這讓我想到生命的本質。我開始思考我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怎樣的我才會快樂？
」
回國後黃嘉俊到三立電視台擔任《中國那麼大》編導，又參與公共電視《古典魔力
克》、《下課花路米》、《非常有藝思》等節目，並獲得廣播電視小金鐘最佳導演。他的
能力漸受肯定，也因為製作過兒童節目，讓《飛行少年》團隊找上他。
《飛行少年》最令人震撼的一幕，莫過於一開始，鏡頭掃過學園每間寢室，時間彷
彿長達一世紀，令人鼻酸這個社會竟有這麼多苦命兒。
不過，習於正向思考的黃嘉俊，看到的是這些孩子背後的堅強。當他們為了練習單
輪車揮灑汗水與眼淚，鏡頭也跟著起霧。
真正進入環島行程，孩子們的喜悅寫在臉上，因為這不但是自我挑戰的考嚴，許多
從小到大不曾旅行的孩子，渴望接觸過去只能從書本上看到的美麗景點，還有他們未曾謀
面的花花世界。
「我後來還跟著他們跑遍了全台灣各大監獄作經驗分享，看到的景象更震撼，這些
人幾乎完全被人遺忘，彷彿不存在一樣。」
《飛行》之後 想完成監獄三部曲
這段經歷讓黃嘉俊興起拍攝「監獄三部曲」念頭。在《飛行少年》後，他打算接著
拍攝更生人與受刑人的故事。也因他曾擔任罕見疾病基金會義工，目前正籌拍《爸爸的眼
淚》，記錄罕見疾病家庭背後的男人有淚不輕彈的故事。
在拍攝結束後，現在還有不少學員持續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與他聯繫，像是「我又
看了一遍《飛行少年》，我又哭了。」或「我現在好無聊喔，你在幹嘛？」這些孩子不會
用漂亮的話道謝，但他們感受到別人對他們的重視與關愛。經由這拍片的過程，黃嘉俊自
己也找到了生命的意義與節奏。
黃嘉俊對於自己的人生現在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現在我很
喜歡引用黃明鎮牧師的口頭禪：『一切自有上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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