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棒球、李安與依附 / 劉昌德
◎ 棒球、李安與依附 / 劉昌德
中華隊在世界經典賽中敗給南韓與日本,無緣晉級,台灣棒球迷度過一個黑色週末。過
了兩天,斷背山導演李安勇奪奧斯卡獎,部分媒體冠以「台灣人的驕傲」。棒球與電
影,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但同樣承載了民族主義投射,而在短短幾天內讓國人歷經
悲與喜的起落。
但無論是兵敗東京抑或奧斯卡摘獎,都不是台灣文化產業的好消息。因為,兩項截然不
同的結果,皆是全球化時代「文化勞動國際分工」的產物,也是台灣文化工業走入「依
附─低度發展」窘境的見證。
所謂文化勞動國際分工,指的是在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文化工業,面臨國內市場
飽和、成長停滯的危機時,轉而吸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與菁英,一方面取得較便宜的勞
力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注入一些創新因素,以維持文化產品的新鮮特性。跨國文
化工業這項策略的運用,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工作者,因為歐美提供較佳的工作
環境等因素,紛紛往核心國家流動。
這樣的邏輯並不陌生,過去製造業的勞動全球化,走的就是這條路子。但在文化工業中
更為特殊的是,因為發展中國家人民對「輸出」菁英人才的認同感,而讓歐美等國的文
化產業,透過民族主義的情緒,打開了全球市場。過去我們往往把民族主義當作對抗西
方經濟與文化宰制的武器,但如今歐美等國的文化工業卻巧妙地運用了民族主義,順利
擴張版圖。在運動領域有絕佳的例子可以說明,像MLB的王建民對台灣球迷的意義,
或者是NBA的姚明對中國籃球迷所造成的影響。而國內媒體強調「台灣導演」李安為
美國奧斯卡最佳導演「亞洲第一人」時,這對美國電影工業在台灣市場的優勢,也有類
似的意義。
但是當王建民與李安在美國發光發熱,台灣本地的棒球與電影,卻隨之步入依附的困
境。因為本土最優秀的文化人才,轉變成輸出到核心國家的「原料」,提供給歐美的跨
國企業盡情使用;而國內的文化工業,卻在跨國企業結合本地民族主義的強勢商品輸入
競爭下,逐漸喪失發展空間。對消費者來說,既然「台灣人的驕傲」都在美國打棒球與
拍電影,本地職棒與電影還有什麼值得留戀?而因為只有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秀異人才能
夠在全球體系中找到位置,所以無法培養廣大的「中階」工作者、形成堅實的文化工作
團隊,因此產品更無法與跨國企業競爭,而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這樣的國際權力結構觀察,或許能夠提供理解中華隊在經典賽失利的另一個角度。因
為台灣棒球在國際分工下的依附,使得本土職棒選手與最優秀的少數旅外選手之間的落
差愈來愈大,所以當這幾位秀異球員恰巧都無法參賽時,就導致中華隊八年來國際賽最
懸殊比數的落敗。
因此,檢討層面就不能只在選手的球技、創作者的才氣上打轉,而必須思考如何在既成
的國際分工下,擺脫低度發展的惡性循環。除了業者本身得積極尋求全球體系中的可能
行銷策略外,我們還是得思考國家公共介入的可能性。例如,在電影政策上如何在直接
獎勵產製之外,配合戲院配額制度與演員養成等整體的考量,給國內電影一個與好萊塢
電影真正公平競爭的空間。而在運動政策方面,也要擺脫類似「短期奧運奪金」的短視
作法,從培養整體運動文化、鼓勵本土產業等作法,促成產業環境改善與選手素質提升
的良性循環,來補足「中階」選手斷層的問題。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曾經被視為第三世界擺脫依附發展的範例。只是資本巨輪從不停
歇,跨國文化工業不斷擴張、而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依附的邏輯仍在上演。如何擺脫依
附、重新尋求自主的棒球或電影文化,仍是我們的重大課題。
(作者為媒改社執委,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原文亦刊載於20060307《中國時報》言論廣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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