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圈]閱讀百工圖 蔡明亮: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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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eautyu (我不會接水球啊!) 看板: movie
標題: [眼圈]閱讀百工圖 蔡明亮: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時間: Sun Mar 18 00:10:47 2007
閱讀百工圖 蔡明亮: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誠品好讀 更新日期:2007-03-05 記者:採訪/鄒欣寧 攝影/陳敏佳
蔡明亮位於永和巷弄中的工作室,是乍看尋常極了的三層樓房。在二樓的起居小間等待訪問之際,騎著腳踏車的孩子對同伴的吆喝,伴隨著修理紗窗紗門的叫賣聲,自窗外時大時小地傳進來。在這些細微的聲響之間,有另一重穩定的聲源自樓下悠悠飄送,是首音韻纏綿的老歌。
當蔡明亮在這些聲音的底蘊中說起最新創作,很難讓人不這樣聯想:這個當下
直如他的電影場景。環境,因著各種聲音交錯,更形具體鮮活,就像一位不假
修飾的演員。
而蔡明亮彷彿另一個演員,同樣不假修飾地談起那些拍攝中的所見所感;馬來
西亞的故鄉經驗帶來的強烈印象,融合這些年來對創作、對人生的體悟,最後
構成了他自認最成熟、最真實的作品──《黑眼圈》。
創作,對我來說其實是一次「發現」,是找問題──而非找答案──的過程;
因為不夠明白,所以要去找一找。
新作最引人側目的,首先是蔡明亮「回故鄉了」。不再延續過去探討都市中人
際的疏離和孤獨,這次他透過兩個外勞和一個流浪漢的互動,述說彼此相濡以
沫的慰藉。
從一九九二年拍攝第一部劇情片《青少年哪吒》開始,蔡明亮始終將視線投注
於他成年後長居的台灣城市。二十多年過去,期間也曾有馬來西亞的友朋詢問
,為什麼不回去拍戲?但對尋找題材講究因緣際會的蔡明亮來說,契機要到九
九年亞洲大規模的經濟風暴時才逐漸浮現。
「我從前就對馬來西亞的外勞有種莫名的關心。」自承骨子裡是個社會主義者
的蔡明亮說,每年自己都會回馬來西亞住一段時間,而九九年,經濟困境造成
馬來西亞出現大批因失業而成為非法居留的外勞,他們通常來自印度、孟加拉
等更貧困的國家,不願歸國,想盡辦法留在當地的後果,是各式各樣的歧視和
不公平待遇。
「我曾在馬來西亞街上遇到一個跟我妹妹差不多年紀的女乞丐和我乞討,看到
時很難過,那麼年輕,那麼病懨懨!後來只要碰見,我都會給她一些錢,也知
道她原來是個外勞。幾個月後我們發現她懷孕了,想找社會局來幫忙她,可是
,一看到社工的車子,她就狂奔而去,再也沒出現過……我一直在想,自己到
底是做對還是做錯。」蔡明亮也提到,曾親眼看過警察盤查非法外勞的身分證
明,卻不是為了拘捕,而是跟他們要錢。
「其實,不管在台灣或馬來西亞,大家都不太願意看這些外勞,只要一出事,
就會說這些人不好。但那是真的嗎?」開拍之前,蔡明亮多次在吉隆坡街頭進
行突擊式的訪問,發現多數外勞都是友善、願意親近和溝通的,「他不防備你
的。他們很寂寞,希望有人跟他們聊天,特別是不同族群的人願意關心他們的
時候,他們可以就帶著你去家裡看他的吃穿用住、去工作的地方看他們怎麼跟
同伴相處。對我來說,很像冒險,但並不危險,你反而從他們身上看到很多我
們已經失去的東西──輕鬆、和善、好客。」
這樣的感觸化為電影的出發點。於是,在《黑眼圈》中,當勞工諾曼在撿床墊
時,把受傷倒在路旁的流浪漢小康也帶回家救助,那樣不置一辭(因為語言不
通)卻直接單純的善意,放在台灣當下時空看,更顯得格外動人。
我們老說電影要貼近人生、要表現人生……可是我覺得,電影的力量不在你把
事情講清楚、不是你很會講故事或講一個很好的故事,而是來自──它的真實
感。
但蔡明亮也深知,《黑眼圈》經歷五年的醞釀,自己並不只是想說一個外勞的
故事,或者反映某種社會與階級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老是不滿足、不快樂?為什麼我們希望更有錢,希
望愛情永遠?我在找的,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到底是什麼。」因此,蔡明亮說,
片中李康生扮演的流浪漢、陳湘琪的女傭,乃至蔡寶珠飾演的老闆娘和諾曼的
勞工,都被刻意洗去角色的身分細節,就為突顯他們所象徵的意義。
「比如小康分飾的流浪漢和植物人,算是自由與限制的兩種對立。特別是流浪
漢的角色,你無法判斷他的國籍,也看不出他為什麼在街上晃,只知道他一無
所有。但這一無所有,正是他的自由。」這樣一個角色經過、或介入其他角色
的生活時,也開啟了種種思索:「每個人都從他身上發現自己的不自由和需要
。好比諾曼,他帶回小康後,發現自己需要有人陪伴,也想滿足自己『照顧人
』的需求,但是當小康痊癒後,要離開,諾曼怎麼可能留住他?反過來說,你
又怎能要求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回報?」蔡明亮說,當他不斷思考這些角色的關
係,發現人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慰藉,即使只是暫時的。
片中還有另一個段落,是流浪漢和女傭在煙霾災害的環境中親熱,一方面表現
了女傭在流浪漢身上看見自己欲望出路的可能,兩人的親熱卻被自然災害引起
的呼吸困難打斷。蔡明亮說,拍攝這個荒謬感十足的場景時,他既好笑又悲傷
:「他們兩個連接吻都像在做人工呼吸,因為環境太壞了!但我不是要講為什
麼環境那麼壞,而是呈現出,這些人就是這樣生活,對環境完全無能為力。」
確實,或許我們無法阻止遠方因砍伐森林引起的漫天大火,卻能與身邊的人互
相扶持,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四字充滿水的意象,而水也是最常出現在蔡明亮電影中的元素。
「我每次用的東西都是一樣的」,他笑著說,隨即不無嚴肅地解釋,「因為生
活都是一樣的。都要喝水,都會看到下雨。克里希納穆堤說,我們淋過一次雨
,就不會再淋到第二次,因為沒感覺了。我就想重新找到淋雨的感覺。」蔡明
亮的說法,也暗示他的電影對「水」情有獨鍾的原因。
出現在《黑眼圈》裡的水,是一潭幽靜深沉的死水。蔡明亮勘景時發現這座隱
藏在廢棄工地的水時,高興得不得了,在他眼中,那就像是片中每個角色心底
的潭水,至於「是什麼讓你心底死水起了波動?」他讓觀眾們自行在影片中尋
找解釋。
創作是自己跟自己對話……如果沒有到四十歲,我不會拍《河流》。如果沒有
一些憤怒,我不會拍《天邊一朵雲》。如果不是老了,我不會拍《黑眼圈》。
我喜歡這個老。
從事電影創作二十餘年,蔡明亮常常每上映一部新作,就得面對正反兩面的評
價,有時批判近乎攻擊,他也一次又一次挺身陳辭力抗。有人說,蔡明亮的堅
持,讓他「以後還有得承受」,他卻頗以此自豪。
「我愈來愈意識到,拍電影是多麼不自由的事情。原來,電影是為了遮住胸部
、遮住下體,遮住我們想看又不能看的東西。原來電影和我們有那樣多的框框
。框框很好,它讓你感覺到局限,也讓你得以看見框框以外的東西。你可以選
擇要做框框內還是框框外的事情。而我不想要那些框框。」這番表白,與蔡明
亮一直以來創作的核心命題──自由和牢籠──其中關聯不言而喻。
即便如此,蔡明亮卻微笑坦言自己近來的心境轉變:「身為一個電影導演,我
這幾年常感到一種莫大的幸福,因為,我可以拍一個那麼長的鏡頭,不為了迎
合觀眾,也不是要挑戰什麼,而是因為『我的創作需要那樣的鏡頭』,而我敢
那樣做。」
他也提到,○二年《不散》在法國上映後,一位影評人跟他說:「我想和你討
論電影。你覺得電影是什麼?電影應該釋放出什麼樣的能量?」當時,蔡明亮
聽得眼神灼亮。他感嘆地說:「實在是因為,這個時代幾乎沒有人在意這些事
情了。」
「不過我已經很幸福啦!」蔡明亮雙手一攤,「拍了那麼久,能跟自己喜歡的
人一起工作,一點都沒改變,我真的很幸福……」他跟自己重複了一次,自顧
自地笑了起來。
電影的「草鞋運動」
○ 七年初,【好讀】曾推出「2006文化事件簿」專題,回顧○六年「國片復興
」的現象。面對國內重新勃發的電影市場,蔡明亮直率地回應:「我覺得這是
一個假象。難道你們沒聽過,從二三十年前就有『國片起飛』的說法嗎?」蔡
明亮回顧七○、八○年代開始,台灣從華人電影重鎮墊步躍為被國際矚目的藝
術電影創作國度,「台灣從未沒人拍片過」,蔡明亮說。
然而,隨著台灣的藝術電影跨上國際舞台,各種市場考量的爭議也浮出檯面。
當近年國內自製商業片再度萌芽,所謂的「復興」意味票房回春,蔡明亮提出
深沉的省思:「我常在想,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一年拍一千部電影,那代表什麼
?印度就是這樣,它讓人民可以用很少的錢看三個小時的歌舞片;如果沒有歌
舞,觀眾會氣得把椅子割破。但除了娛樂以外,電影對社會的改變是什麼?」
蔡明亮始終認為,電影不該只是給觀眾他們本來就知道或喜歡的,而是「敢不
敢給一些新的東西」。但他也理解,近年全球電影市場面臨萎縮,身為創作者
也必須面對嚴峻的市場問題,而他的信念是「有努力就有市場」。
「我非常用力推我的片子,特別是在台灣,我到很多學校演講,甚至去家長會
座談,他們說我這叫做『勤跑基層』。」蔡明亮笑說,很多學生一開始看不懂
他的電影,但隨著一部部電影的觀後討論、交流,慢慢喜歡看這樣的電影了,
甚至有喜歡其他多元創作的可能性,「我在跟觀眾直接接觸中,看到很多類似
的例子」,蔡明亮語氣中有一絲欣慰:「做(推廣)這件事情,不只是擴大票
房,更像是進行一場社會運動。」
他也為自己「行銷兼推廣教育」的行動命名為趣的名稱:「草鞋革命」,淵源
於蔡明亮曾讀過的一則小故事:「星雲法師和一個製鞋師父買草鞋,三十元的
鞋子,他卻用四十元買。草鞋師父問他為什麼,他說,沒人做草鞋,我也不能
幫你做,但希望你生活得更好,可以繼續做草鞋。」蔡明亮說,電影創作者是
那個草鞋師父,片商則是賣鞋者,他期望觀眾願意當買草鞋的人,「特別是當
你意識到有些好東西或文化可能在這世界上消失,所以你願意購買、支持它。」
蔡明亮的記憶.閱讀
就在進行訪談的起居小間內,蔡明亮有一座橫跨整面牆的書架,架上中、日、
法、英等各國語文的書籍都有,多半是電影和文學相關書籍,書架旁甚至坐落
了一疊半人高的錄影帶,不過,這都不是他最近的閱讀內容。
「最近工作忙,到處跑,比較少有完整時間讀書。我大部分的閱讀都是在旅行
中,看了喜歡的書,更是不會留在自己身邊,多買幾本一起送人。」重感情的
蔡明亮,對分享好東西一點也不吝惜,也因此,他認為這兩年來讀到最好看的
書──章詒和的《伶人往事》、楊絳的《我們仨》,早在閱畢後便轉送給朋友
了。
去年參加威尼斯影展的時候,蔡明亮就帶著《伶人往事》,他說,看完之後,
心中受到非常大的震動,一想到書中那群藝人們在文革中迭遭不幸,「幸好有
個章詒和為他們作傳。如果不是她,我們就不會知道他們那麼多的生活細節、
人格情操和的磨難歷史……章詒和的筆,安慰了這些人的靈魂,也完成了他們
的人生。」蔡明亮還說,自己也因為這本書,對很多事情釋懷,特別是得失,
「只要一想到,文革那個時代那麼悲慘,就會覺得自己還算幸運的。」
楊絳的《我們仨》裡,則用宛如夢境的筆調追憶與已故家人有關的過去,也讓
過去常深入刻畫家庭成員細微情感的蔡明亮頗有感觸,「人與家庭、人與人…
…那樣簡單、瑣碎卻動人的關係,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在你打開這本書的時候
重新被召喚、回返到你身邊,你會記起自己和家人之間平常卻又深刻的彼此需
要。」
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地,最後蔡明亮抱出一疊老歌唱片,說那是他平常就喜歡
聽的音樂,其中有多張李香蘭的專輯。想到在《黑眼圈》中,極其纏綿委婉的
女聲悠悠唱著〈恨不相逢未嫁時〉和〈心曲〉等樂曲,再搭連上蔡明亮的閱讀
偏好,彷彿可以從中看見他對於過往、記憶……不忍釋手的感情。
1 《黑眼圈》上映在即,蔡明亮偕同李康生新作《幫幫我》的演員到西門町街
頭宣傳賣票。
2 工作是二樓的起居間,一大落蔡明亮蒐集的早期電影錄影帶,靜靜坐落在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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