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祖蔚評「30而麗」繼地下社會 流浪者之歌後的優質南斯拉夫電影
《三十而麗》是瑞士青年導演安翠亞．史塔卡（Andrea Staka ）的傑作，讓我們看到新觀點來說人生和戰爭的故事。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換舊人，這句古話，用在電影創作世界中，經常是最合用不過的。
過去二十年，提到南斯拉夫電影，人們通常想到的代表導演就是庫斯杜立卡（(Emir Kusturica)，從他的《爸爸出差時》、《流浪者之歌》、《地下社會》到《生命是個奇蹟》，荒唐滑稽的人生悲喜劇，雞飛狗跳的動物奇觀，無所不在的政治矛盾、慷慨激昂的吉普賽音樂，構成了人們對於南斯拉夫（或稱塞爾維亞，或稱波士尼亞）電影的基本印像。
但是，2006年的瑞士盧卡諾影展把最佳影片金豹獎（Golden Leopard ）、唐吉訶德獎（Don Quixote Award ）、歐洲藝術獎（C.I.C.A.E. Award） 和青年評審獎（Youth Jury Award）都頒給了來自波士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青年導演安翠亞．史塔卡（Andrea Staka ）的作品《三十而麗( Das Fraulein)》。
《三十而麗》簡單來說就是三位南斯拉夫女人從塞爾維亞來到瑞土蘇黎士的故事，三個女人代表著兩個世代，一代是冷戰期間遠赴瑞士的避難女人露莎和蜜拉；一代則是歷經波士尼亞戰爭慘狀的新生代女人安娜。
露莎和蜜拉都是有著中年危機的婦女，露莎開了間小餐館，每天制式化的上下班，結賬和點數鈔票是她最擅長的工作，面對示好的男伴，總像是神經緊繃，汗毛直豎的貓；蜜拉則是在餐館當服務生，不時會打破盤子割傷手，丈夫也偶而會偷她的錢，好在克羅埃西亞的老家能蓋上一棟自家的房子，她常看著電影視上的蜘蛛結網紀錄片，想到自己就好像是動彈不得的網中蟲。
安娜是青春爽朗的女人，她罹患了絕症，不時會流鼻血，但是她享受青春，揮霍青春，只要有人知道她來自波士尼亞，都會問她戰爭到底有多慘，但是露莎卻不問，安娜也不想多著墨往事，活在當下，把握當下，成為她最在意也最快樂的事。
故事從安娜到達瑞士開始，美麗的安娜人見人愛，她也懂得機會利用美色找到過夜的屋宇，但是她不想被人羈綁，一夜激情後，她發現男人的手停抱在她的胸前，她搖搖頭起了身，但是男人順手捉住她的腳踝，她掙脫了兩次才脫身，第二次的動作，觀眾從她的腳部動作中看到她動了氣。
她對生命和情欲有自己的見解，不承諾，也不願被綁綑。
安娜在餐廳中撞見蜜拉割傷了手，於是自告奮勇幫忙打菜，露莎衷心感謝，願意給安娜打工機會，卻又嫌安娜太會和客人搭訕，一再提醒她，負責的工作是收拾餐盤，不是陪客人聊天。但是，安娜不聽她的，繼續用她的熱情招呼所有的人，包括替露莎的生菜便當雕了株荸薺花，也替生活總是一成不變的露莎辦了一場意外的生日舞會，音樂和酒精的熱情解放了露莎，終於和愛慕她的中年男子共度春宵。
《三十而麗》表面上看似是一位陌生少女改變了兩位中年婦女生命觀的故事，其實卻有極其練達的人生視野，訴說著當下寂寞和超越困局的生命態度。導演安翠亞．史塔卡坦承這部她自編自導的電影帶有她個人濃烈的思維色彩，因為她在瑞士渡過一個美麗、安靜、有時感到寂寞的童年，南斯拉夫卻是她的家鄉，90年代波士尼亞戰爭爆發時，她只能無助地看著故鄉同胞血戰鄰居，什麼也不能做。
戰爭是殘暴的，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但是戰爭終究要結束的，回到平凡的人生後，生命卻像是一張無情的大網，鋪天蓋地罩下，不動不變，就會僵化，就只好坐以待斃，她的電影因而選擇了一個極其瀟灑自在的身影，訴說了人生掙扎，也點化蓍世人陷身生命蛛網中，先認清處境，再積極面對，才能讓自己快樂。
露莎世代的女人辛苦賺錢是為了要存錢和數錢的；但是安娜世代的女人，錢夠用就好，該花就花，開心就好。兩個世代的矛盾是存在的，然而「省」或「花」，那種生命態度才正確呢？
安翠亞．史塔卡選擇的創作高度是鳥瞰式的宏觀，三個女人各自有喜有苦，誰都不是一百分的女人，面對不同生活觀念的挑戰時，她也不想告訴你那一種態度才是最合宜的，人生如果像是一連串的數學方程式，她自己也不知道終極答案是什麼，只想一題接一題地解題就好。
《三十而麗》採用了灰藍色調表現了瑞士蘇黎士的氛圍，表現出三位女性既獨立又冷調的生命關係，她們各有所執，因而美麗，卻也因而迷惘受苦，關鍵在於電影讓她們各自體會了對方的生命堅持，在取悅與失望的理念碰撞後，也許依舊踩著熟悉的腳步踏上生命的道路，但是各人眼前的風景卻不同了，《三十而麗》是一部要用心去體會的電影，我慶幸自己在周末遇見了這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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