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吳靄儀：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看板HK-drama (港劇)作者ultmisia (魔女)時間6年前 (2018/11/18 00:24)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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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的名著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吳靄儀：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1104/s00005/15412690 49 110 【明報專訊】查良鏞（金庸）一生兩大成就，一是1955至1970年著作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有華人處有金庸」，風靡散居全球各地幾代人；一是1959年創辦了《明報》，在歷史關頭主導輿論。金庸小說的讀者遍及社會各階層，令「金庸」成為神話，亦增強了《明報》在廣大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在1967年反抗暴動、在文革狂潮席捲大陸時創辦《明報月刊》立意維護中國文化承傳、在中英談判期間發表大量社評投入討論，表達意見，為《明報》贏得「香港知識分子的報紙」的美譽。查先生抱負宏遠。然而無論在小說領域或政治範疇，他的成就都有不能掩蓋的缺陷，而身後論功過，也就不是三言兩語或一片歌頌讚揚所能道盡。我從小愛看武俠小說，金庸小說全部看到爛熟。1982年間與查先生相識也是由此起。當時查先生是廉政公署一個社區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據他憶述，一次會議上談論盧景文改編自《天龍八部》的一齣舞台劇，我發表了一些意見，令查先生詫異為何我對金庸小說那麼熟悉。後來，我去了劍橋念法律，寒假回港，他就託董橋約會午飯，表示有意邀請我到明報工作。 1984年初夏，中英談判接近尾聲，我放下學業告假回港一年，就在明報兼職，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返回劍橋，至1986年完成學業回港，全職在明報工作，至1990年辭職。那段日子，是《明報》改革的重要時期，更是爭奪香港政治前途風起雲湧的重大階段﹕港府展開代議政制改革、民主派政治團體應運而生、北京展開基本法草擬工程，然後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然後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都在這段日子裏發生。我離開明報之後一年，明報上市。再過兩年，查先生出售明報給于品海集團。很多我任職時的同事仍留在明報，但除了有重大事故，我與明報的接觸已經很少，與查先生亦沒有保持聯絡了。金庸武俠世界的理想主義金庸的武俠小說令人迷醉，固然因為情節引人入勝而人物多姿多采，金庸的文筆流暢優美，讓讀者如置身現場，但同時金庸小說為懷念及渴慕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創造了一個充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浪漫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英雄俠士，有情有義，為國為民，表達了中國人崇高的道德精神。江湖風波險惡，但江湖規矩秩序鮮明；強權武力不是一切，最終邪不勝正，縱然在鬥爭過程中不幸犧牲，犧牲也有價值。在戰後流徙的中國人族群中，金庸小說大大滿足了不少人超越政治的民族文化認同。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金庸小說的理想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對清晰而單純的。寫於1963年的《天龍八部》充滿佛家憐憫眾生的出世觀，什麼是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大英雄喬峰的下場提供了希臘悲劇式的答案。 1967年，文革陰影籠罩下寫成的《笑傲江湖》，查先生承認是一部「政治小說」，但其實寫的是權力鬥爭多於政治鬥爭，以東方不敗影射毛澤東、日月神教影射共產黨，並不影響本書的性質。《笑傲江湖》基本上仍是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真正有道德原則的君子如令狐沖，不能改變骯髒的派系權鬥，只能飄然退隱，獨善其身。真正走向「政治小說」的是《鹿鼎記》。金庸自己的解釋是他要求自己的寫作經常創新，這是絕對可信的。英雄俠義寫到盡頭，改變風格改寫歷史諷刺小說，武林百態亦是諷刺對象，韋小寶無疑是精采絕倫的創作。後來查先生不住美化這個角色爭取公眾接受，實在令人遺憾。《鹿鼎記》是一部大英雄與小流氓的故事，只不過其中的大英雄不是什麼武林大俠而是「明君」康熙。書中的大俠縱有高尚情操，都是空添擾攘，無助挽救蒼生苦難，唯有為國為民的明君才能令國泰民安，四海昇平。在這個制度之下，小流氓奉承大明君比大俠士反清復明更有價值。金庸一反過去風格和宣揚的道德倫理，無怪長期讀者即時激烈反對。要過得20 多年，社會變化，查先生再三解說，韋小寶終於不但廣為接受，甚至成了香港人的偶像。其實，骨子裏，《鹿鼎記》仍然是理想主義﹕康熙不無缺陷，但無減他的明君魅力，寄望「明君」，也是傳統中國思想的核心理念。查良鏞的政治是非常現實金庸的武俠小說是理想主義的，查良鏞的政治則是非常現實。最直接的矛盾是關於民主制度。1975年金庸寫成《袁崇煥傳》作為《碧血劍》的補篇，因為袁崇煥才是真正的主角，也是民族大英雄。金庸認為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不是由於崇禎的一時被蒙蔽，而是兩人的性格衝突注定如此，而一天沒有民主制度，赤膽忠肝衛國保民的大英雄就一天會有此下場。但《明報》的查良鏞極力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最清楚的論述見於1984年1月9日，題為〈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社評。他反對實施民主的基本理由是，香港如果實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社評指出香港不少講師、專業人士、學生、作家、活動家嚮往民主，以為民主前途大好，但「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勢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因此，社評主張由各行各業互推代表組成立法議會，再由立法會選舉「市長」，相信這種制度才能長期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查先生在1981年獲愛看金庸小說的鄧小平熱情接見，由此對中國共產黨的開明路線信心大增；這是事實。但我對於林林總總「反共」、「投共」、六四之後又「反共」，後來又「投共」的說法很有保留。查先生自始至終不信任民主，真正相信民主政治對香港有害無益，上述社評是他堅決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認同。他再三強調，民主作為理想是可以的，現實就不可能。現實政治只容許我們盡力以配合當權者的利益的方法爭取生存空間，所以碰上鄧小平這位走開明路線的領導人，就更值得全力支持。查先生曾經說過，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大陸起碼穩定；推翻了共產黨，誰可保證取而代之的政權會比它做得更好？動盪比專制可怕，這是查先生深信不疑的理念。從不信民主查先生有盲點查先生的盲點是，他在一篇又一篇社評中極力推薦的香港「八大支柱」——自由、法治、穩定、繁榮——作為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又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量印行附錄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雙語文本，以為沒有民主制度，只要遵守人權公約便可以保持自由、法治，這是個根本性的錯誤，今天我們知道，沒有民主，法治難以持久。但聰明如查先生卻沒有認真思考過。 1985年，查先生受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1988年11月，他與大商家查濟民聯名提出了極其保守的「雙查方案」長期押後行政長官普選，令民主派大大失望，大學生到明報大廈怒焚方案抗議。至少對我來說，最大問題還不在方案是否過分保守，不在於查先生是否忽然「投共」，而在聯名提案的背後原因是查先生以為得到可靠的北京消息，欽點這個模式為符合中央的意願，會得到通過，成功「協調」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這種掩人耳目的表面獨立而背後配合，我認為是不榮譽的行為，背棄《明報》應表現的風骨。查先生完全沒有料到公眾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感到他的好意被人誤解，寫了很多篇文章解釋，但畢竟已不能挽回公眾對《明報》的觀感了。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明報》的立場已是十分飄忽，查先生極度重視與北京的友好關係，時時提起《明報》是唯一一份可以進入大陸、直達國家領導高層的香港報章，能對他們有影響作用。他十分在意若《明報》立場「過激」，會令我們失去這個特權。這個情况，在八九民運時猝然改變。《明報》支持學生，全天候守着北京的消息，大篇幅報道，並且越過封鎖，將香港各大報章的報道，天天傳真送達大陸各處。6月初的一個午夜，查先生親身到9樓編輯部跟我們商量，要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我們可說是如釋重負。他的辭任，得到香港人的敬重，一起辭職的還有李柱銘和司徒華。《明報》又與民主派站在一起。但正如「雙查方案」並非「投共」，辭去草委職務也非「反共」。六四屠城，證實是鄧小平下令開槍之後，查先生公開表示他不能再信任鄧小平了。但是對於香港不能實行民主、必須尋求與配合中國利益求全的信念沒有改變。1992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發表中英對照的特稿，題為〈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及其後五年〉，再次警告香港人不要追求民主﹕「任何民主要求都會威脅到那些領導人的權力。要求民主在中國成了瀰天大罪，正如從前有人膽敢挑戰皇帝權力、覬覦皇位一樣。」如果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所以，說查良鏞努力為香港爭取普選是完全錯誤的。查先生從頭到尾都反對爭取民主，警告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他分析共產黨政權的說話，今日重看，正確之極，令人凛然。幾十年來，中共沒有進步。無論夾雜了多少複雜的動機意圖，可以相信，他的警告是出自真心的。事實分析儘管如此，但行動策略不是必須如此。歷史固然沒有「如果」，但當年正是香港人決心爭取唯一可以抗拒「兩制」消失、保障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之際，如果查良鏞的《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共同智取力敵，誰知歷史不會改寫？「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也是歷史偉大的精神嗎？明報人最痛，就是在最激戰的關頭，《明報》不與香港市民大眾站在一起。我記得，當年大陸要在大亞灣建核電廠，查先生指揮《明報》堅决反對，因為威脅香港安全。他連連親筆寫社評奮力抨擊設廠計劃，有人問他，假如反對不成功怎麼辦？《明報》豈非碰一鼻子灰？查先生即時回應﹕失敗就失敗好了！為香港應要做的就要做，不計成敗。這不也是查良鏞精神麼？不念江湖豪傑念點破執迷老僧見盡歷史變遷，查先生對身後褒貶應看得很淡了，然而他在世之日，令我最迷惑的卻是為何他那麼在意世俗的認可？無論是否列為「文學」，金庸小說已是並世無雙；無論有沒有名學府頒以名譽學位虛銜，他的博學多才已有目共睹；無論有沒有權貴引為知己委以重任，查良鏞的地位已不能從歷史抹去。一切歸於沉寂，我想念的不是笑傲江湖的英雄豪傑，而是那名看守藏經閣等候點破執迷，超度冤孽的無名老僧。文//吳靄儀另外插入吳靄儀在香港金庸追憶會幾個重點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0580 講座中，吳多次談到她心裏的一個大問題：「為何查良鏞，一個成就如此大的人，卻如此渴望得到建制的承認？」吳靄儀所說的「建制」，包括政治權力最高層，也包括學院，例如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的名銜；也包括金庸多番改寫小說，不想做一個「說書先生」，希望令武俠小說提升至「有文學價值」，大家興高采烈談論小說也不夠，為何要升格成為「金學」？去「研究」？吳靄儀憶起《天龍八部》少林寺藏經閣內的無名老僧，金庸能寫得出如此高遠的意境，為何查良鏞會去追求一些如此庸俗的承認？「我真係唔明白」，吳靄儀說。吳靄儀謂，類似的修改，正是她對金庸小說有保留的原因：「作者自己去修改作品，令它政治正確，是任何時候我們不能接受的事。」她舉例，就算一個記者，一個評論人，寫了就寫了，不會刻意去把它改成更切合時代的思維，或改成更切合你想得到的社會地位令它變得政治正確，「如此作品要適合諾貝爾文學獎，都幾難」。吳靄儀說，文學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不理會現實世界的阻力，他認為是真實的，就寫出來；如此修改，把小說變成服務個人的雄心與目標。「天地本無完體」，吳靄儀借用了《倚天屠龍記》一句。當然，吳靄儀對查良鏞也不乏讚譽(本文只是筆者偏向選擇令人有更多反思之內容而已)，查先生確實禮賢下士，聘請了不少文人及知識分子到《明報》工作，而且容許編輯記者激烈爭辯，締造了報界少見的文化；有時吳靄儀寫的文章，與查良鏞對着幹，查先生亦不改一字。被問到查良鏞的貢獻，吳靄儀說，有二：第一，他的小說「咁多人睇得咁開心」，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例如她自己，無心上課，但捧讀金庸小說，學好中文，也認識了詩詞。「你得益唔該要多謝人，就算果個人唔係好人你都要多謝人(眾大笑)，更何況佢唔係唔係好人，做人要恩怨分明。」第二點貢獻，「無論他自己如何背棄自己理想都好，他居然創造了一批好堅持理想的人」，查良鏞的《明報》確實聘請了一大批很有理想的編輯隊伍，《明報》待遇不佳，令這批深受金庸小說影響的理想主義者流散到其他報章，無心插柳，成為香港報業的中堅分子。另一個不解之謎，乃鄧小平1981年接見查良鏞，究竟鄧對查說過什麼？吳靄儀則回應，其實答案已經好清楚。「有樣嘢，權力的魅力，有些人覺得我接近權力，受到權力的青睞，已經很重要……」吳靄儀說：「這是傳統讀書人要青史留名，好普遍的心理，你現在仍然看到有些人，諗嘢幾掂，頗有原則，唔知乜嘢特首或特首手下同佢好啲，咁就會行咗過去對面……」吳靄儀最後總結說：「查良鏞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很深沉的人，有很多傳統讀書人的因子，若然查良鏞一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那是在我們的血液裡，有很多對權力的崇拜，對權力的屈服，要青史留名，這些『崇高的理想』有時可以用不太光彩的方法達到。」個人的感想一，吳靄儀小姐已入英國籍，某一種程度也是很現實的二，每年的張紀中拜壽絕對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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