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武俠」與影像武俠
文字「武俠」與影像武俠
【張清志/報導】
拜前兩天幾場雷陣雨之賜,這個下午雖然陽光普照,卻無炎夏的酷熱,反而隱隱透出了初
秋的涼意。誠品信義店依然聚集大量假日人潮,每層樓都可見滿滿的看書買書者。六樓會
議室裡,來了不少武俠愛好者,只不過從外表上看不出武功來歷,不知內含多少武林高手
。
講台上的三位則絕對是練家子,甫由淡江大學轉往北師大任教的林保淳教授,長年鑽研武
俠小說與武俠電影,對各門派武功路數如數家珍;黃建業則擅長解讀武俠電影中諸多明喻
、暗喻,也對電影工業有深刻觀察;而張大春除了欣賞、研究武俠小說,體會獨樹一幟,
也曾實際參與武俠電影的改編,更自己寫新派武俠小說,功力不容小覷。這場座談,可謂
高手過招,火花處處。
時間:2006年8月19日下午二時
地點:誠品信義旗艦店六樓視聽室
與談人:林保淳、黃建業、張大春
主辦單位:明日工作室
協辦單位:聯合報副刊
座談開始,主辦單位明日工作室總編輯李進文代表發言,指出這個座談是明日工作室所辦
「第二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系列活動之一,也為8月25日至27日的武俠影展暖身
。
《火燒紅蓮寺》是中國武俠電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接著由林保淳教授對武俠電影進行歷史性說明。他指出武俠小說與其他類型小說的最大差
別,在於篇幅特別長,《蜀山劍俠傳》更是長達六百多萬字,裡面包容的事件、情節,曲
折離奇,要改編成一百分鐘的電影,對編劇絕對是一大考驗。而若要追溯武俠小說改編成
電影,最早應該是1928年改編自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的《火燒紅蓮寺》,這片子因
為熱賣,三年間連拍了十八集,吹響中國武俠電影史的第一聲號角。
黃建業接著說,《火燒紅蓮寺》是中國武俠電影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如果就武俠電影的發
展史來看,1920年代出現了兩種片型,美其名叫「崇文尚武」,「崇文」是指文學作品改
編電影,「尚武」則是武俠小說改編電影。這兩種片型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快速被電影界
類型化,利用民眾原先對這些文學作品的熟悉感,增加觀眾對這些改編電影的接受度。不
過由於左翼評論家的猛烈抨擊,政府只好進行干涉,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對高度蓬勃
的電影工業,造成重大的打擊,也造成電影產業重大轉折,愛國主義強烈的電影作品取代
了風花雪月、子虛烏有的電影類型。
1949年之後,武俠電影在香港捲土重來
武俠電影到了1949年之後,才在香港復興,造成第二個黃金時期。這一波黃金期集中在粵
語電影,《江湖奇俠傳》被改編成粵語片後,武俠電影捲土重來,功夫片以「黃飛鴻」系
列最膾炙人口,武俠小說如金庸、古龍的作品也大量改編成武俠電影。
邵氏出現後,則揭開了第三個黃金時期。邵氏自1950年代末進入香港,六、七○年代培養
了重要的導演如張徹,帶來更真實裸露、渲染暴力的男性英雄的南方武俠戲,最具代表性
的是王羽主演的《獨臂刀王》,其中男性苦難的受虐英雄形象,可說是六○年代民族主義
受困的比喻。
胡金銓把武俠電影全面予以風格化
另一個異軍突起的武俠導演是胡金銓,他把武俠電影全面地予以風格化,帶動了美學與歷
史觀念的考究。胡金銓深諳明史,將明代的黑暗與當代的黑暗進行了充滿互涉的聯想,從
《大醉俠》到《龍門客棧》再到《俠女》,胡金銓重新用京劇美學,非常形式化的風格剪
輯觀念,以及將史詩格局的敘述方式滲透到武俠電影,開創了武俠電影更寬廣的道路。
《臥虎藏龍》帶出武俠電影從未思辨過的新領域
經由前輩導演的開發與努力,1979年起,另一波香港新導演崛起,徐克拍了他的第一部武
俠片《蝶變》,譚家明也拍出他重要的電影《名劍》,被視為新派武俠的起端,不管是徐
克的未來性、科幻式的武俠風格,或譚家明剪輯複雜的對位性實驗電影,都可視為另一波
開發形式內涵的重要里程碑。而許鞍華極富文人氣息的《書劍恩仇錄》,則延續胡金銓的
文人氣味。七○年代中期,李小龍去世後,由劉家良、洪金寶所帶動的功夫喜劇也隨之崛
起,出現了反師徒制、反儒家道統的聲音。到了最近李安的《臥虎藏龍》,除了向胡金銓
致意,也開發了王度廬小說裡探討倫理道德的面向,帶出了武俠電影從未思辨過的新領域
。
透過黃建業對整個武俠電影工業脈絡的勾勒,讓聽眾對整個武俠電影的發展有了清楚的輪
廓,所以張大春一開場就說,要感謝前兩位發言者的披荊斬棘。
胡金銓:咱們儘量以不忠於原著為基礎!
張大春接著分享他跟胡金銓導演合作的經驗,他說他幾次跟胡導演的合作,後來不知何故
都無疾而終。第一次的合作是要改編金庸的《笑傲江湖》,他跟胡金銓提到,《山中傳奇
》跟《空山靈雨》裡頭,發明了背在身後的竹簍,之後許冠傑才背著到處走,這跟胡導演
發明的錦衣衛紅帽黑衣的制服相類似。聽罷,胡導演大笑,對張大春說,接下來咱們也得
發明些東西。這種東西就叫「設定」。另一次,張大春跟胡導演說,他始終記得《大醉俠
》裡的青竹竿,一根竹竿殺人於無形,很是厲害。這兩件事說明了,導演要將武俠小說改
編成電影,是可以從許多不同層次介入的。張大春記得胡導演跟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咱
們儘量以不忠於原著為基礎。」這充分說明改編電影的考量,導演使用原著,是想利用觀
眾對文本瞭若指掌的脈絡,而不是忠於原著的所有細節內涵,導演要做的,是在片中加入
以後武俠片無法逃離的影像元素,以及以往武俠片無法企及的思想。這或許也說明了,武
俠小說改編的電影總是不能滿足觀眾對原著的想像的原因。
武俠小說負擔了
整個民族最偉大或最粗俗的夢想
張大春也提到武俠小說裡的「遞進的暴力」,一開始出現的高手往往已經武功高強,可是
後來者必須更強,一山還有一山高,如此才能讓故事不斷下去,所以後來者往往除了武功
更強,年紀也要更輕。究其原因,武俠小說裡有一個「時鐘」問題,裡面的男主角往往擁
有一個比他人快速的時鐘,武俠世界裡最常出現一個人小時候離開家,三五年學成蓋世神
功。這其實跟中國長年積弱不振有關,如同清末小留學生出國一樣,好像在國外的三五年
,遠勝留在中國的幾十年。從歷史發展來看,武俠小說的出現跟中國打開門戶的時間也是
符應的。武俠世界裡那個快速進步的時鐘,透露出中國人的民族大夢:快速精進。武俠小
說畢竟是民族的工業,負擔了整個民族最偉大或最粗俗的夢想。
武俠小說改編電影 不易成功的原因
林保淳接著切回正題,指出小說改編成電影不易成功的原因。首先,武俠小說裡有兩大支
柱:一是俠骨,一是柔情,不管怎麼寫都會觸及。不過武俠世界重男輕女,很少有女俠客
,如果有女性角色,往往同志情誼多過男女私情。改編成武俠電影之後,短短一百分鐘裡
,又得比武,又得談情,難免左支右絀,為了滿足觀眾視覺的刺激,篇幅多半放在武功上
,從學武的過程到武功展現的途徑,這樣一來,情節便所剩無幾。由於小說跟電影原本就
是不同的表現媒介,要成功轉換這兩者,實屬不易。
其次,由於讀者透過文字提供的想像空間,往往有自己對人物的想像,因此看到電影中的
主角,便會有落差,這也是小說改編電影不易成功的原因。
唯有走出金庸才可能另闢蹊徑
黃建業進一步提出幾個可以著力的方向,首先,要克服武俠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時間限制,
或許可以朝電視劇發展。
其次是布局,武俠電影常常透過比方天下第一劍、最高武林盟主這一類的問題,構成社會
位階的爭奪戰,這就可以是一種布局,而這個布局本身,充滿了社會性的隱喻。
最後,英雄角色也是可以開發的一環,經過八、九○年代後,香港工業的、年輕的次文化
的衝激,造就很不同於小說描述的英雄形象,這些形象往往具有icon的功能。
最後張大春針對武俠小說的未來發言,他說唯有走出金庸才可能另闢蹊徑,而黃易是其中
一個例子。至於他自己,則希望未來十年中,能完成兩三百萬字,把《城邦暴力團》好好
打造成身邊隨時在發生的武俠世界,而且跟我們過去四十年息息相關,足以塑造我們的歷
史。他也預言,武俠小說的延續,很可能是我們對現實生活有夢想,而不是對武俠傳統夠
不夠熟悉。
【2006/09/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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