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專訪台北電影節總監李亞梅:去年改制、今
專訪台北電影節總監李亞梅:
去年改制、今年疫情,燃燒「行銷魂」幫台灣餵養視野多元的觀眾群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aipei-film-festival-2020/136872
充滿焦慮的2020年過了一半,全台影迷在台北電影節宣佈如期舉行的當下,望見一道曙光
,久關牢籠裡的影痴有多飢渴,從6月14日刷新預售紀錄的早鳥預購票房可見一二,一小
時內即有19場次完售,包括柯貞年的開幕片《無聲》和蔡明亮的閉幕片《日子》,以及多
部國片首映和世界各國作品。
2018年9月,年滿20歲的台北電影節由李亞梅接任總監一職,曾任金馬影展副祕書長,做
過電影上游策劃監製、國片行銷宣傳發行,並曾於多所大學教授電影相關課程,也擔任各
類獎項評審,累積了豐富的電影實務經驗。
來到台北電影節擔任「總監」約莫兩年,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李亞梅與《關鍵評論
網》的讀者們分享:「首先要決定影展方向,方向確認後發想相對應的活動,再來爭取預
算並進行預算配置,也要管理人力。聽上去幾句話就結束了,但每個大項目之下,都有許
多事情要傷腦筋。」
從台北電影節的基因來看,是隸屬於台北市文化局督導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之下,影展
60%的預算來自公部門,具半官方色彩,「管理上比較耗損的是,必須符合公務體制,有
繁複的文書流程,也需要花許多時間溝通觀念。」
心境上,曾在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工作長達九年的李亞梅,本以為已經有過影展經驗,接
下來沒什麼難過的關,「我本來覺得我閉著眼睛都可以做,實際著手北影以後發現個性還
是改不了,接了工作就會全力以赴。回想當初做金馬,剛從國外學電影回來,對於電影圈
全然陌生,純粹憑著對電影的熱情在撐著,常常有一個人在對抗整個體制的感覺。」
李亞梅的衝勁和「敢」,簡單幾個故事就能讓讀者略知一二:「當年金馬獎還是有一些舊
勢力存在,例如,我認為不該讓政治人物上台頒獎,但全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不到30歲的人
敢去反對;以前金馬獎評審制度有時候是公家指派,也得花很多力氣去改變。」
來到台北電影節,她看見值得精進之處:「金馬和台北電影節這兩個台灣的綜合性影展,
前者歷史更悠久、資源更豐富,也因為是華語影片競賽,有香港、中國大陸的明星蒞臨;
雖然台北電影節在這些特質相對弱勢,但我們有台灣影人,有影人就能說故事、有故事就
能做行銷,應該把台灣電影這一塊磨亮,發揮出該有的光芒。」
這樣的想法迎來李亞梅上任後主導的第一件大事:改賽制。
從歷史爬梳,台北電影獎經歷過幾個變革,最初前身是1988年中時晚報創立的「中時晚報
電影獎」;直到1994年更名為「台北電影獎」,分為「商業映演類」和「非商業映演類」
;來到1998年,該獎被納入台北市政府舉辦的首屆「台北電影節」競賽項目;2004年,更
明確將獎項區分為劇情、紀錄、動畫與實驗四大類;2008年,針對劇情類影片細分為長片
和短片,停止頒發最佳實驗片,並設定只有劇情長片能符合百萬首獎的條件,引來各界諸
多抗議;自2010年起,回到不分類評選制,且恢復百萬首獎及個人獎項開放紀錄片、短片
及動畫片角逐。
「一方面,我認為二十年前台北電影節初成立時,當時的台灣電影環境不比現在,電影產
量也少。那時金馬頒獎典禮如果沒邀到成龍、劉德華等明星,媒體就會說本屆金馬獎『星
光黯淡』,因此我們就必須找日韓影人補足陣容。」李亞梅回想,二十年前,台灣電影產
量一年僅有10部;如今,每年則有40到50部劇情長片,投入的人才也增加不少,去劇組探
班買的飲料數量加倍,就是證例之一。
「再來,專業分工更為精細,例如有專門的武術指導、後期特效、聲音等各類公司,如果
維持四個類別各選10部片,很多人不會被看見和鼓勵,所以我才提出要將『入選制』改成
『入圍制』。」於是,2019年,台北電影獎更新賽制,將劇情長片、紀錄片、短片、動畫
片四大類作品及個人獎項,都明確訂定5組的入圍名單.並擴增原先代表技術獎項的最佳
藝術貢獻,確立項目涵蓋攝影、剪輯、美術設計、配樂、造型設計、聲音設計、視覺效果
。
改制前,李亞梅徵詢多方意見,也開了三次諮詢委員會議,開會時大部分得到贊成的附議
,也有反對聲音,認為過去短片、動畫和紀錄片有10部片入選,現在只能各提名五部?
當然,這樣的質疑不僅出現在內部的諮詢會議,改制公佈時,也曾遭到疑問,對此,李亞
梅認為:「名額維持不應該浮動的原則,否則失去一個獎項該有的精神,於是參考金馬獎
的做法,每個入圍獎項固定是五個。花比較多時間討論的,也有應設立哪些獎項,至於動
作設計、特殊化妝等,這類應該要被鼓勵、但台灣電影產量尚不足以支撐一個常態獎項的
,就決定以年度『最佳傑出技術獎』肯定邁向專業化的突破。」
最佳傑出技術可反映出當年台灣電影的嘗試與近年的趨勢,去年由《下半場》洪昰顥、賈
凡,和《伏魔殿》黃泰維獲得動作設計;《江湖無難事》張丞寧獲頒特效化妝,便可看見
類型電影的茁發。
類型開發多元、片量趨穩定,是李亞梅從台北電影獎報名作品和入圍名單,對商業電影的
第一線觀察:「以前國片最多的是愛情片,這幾年《紅衣小女孩》系列都賣得好,開始有
《粽邪》、《女鬼橋》等愈來愈多恐怖片,算是延續;甚至也有像《下半場》這樣的運動
題材、或《江湖無難事》這種關於拍片的荒謬黑色喜劇,大家的企圖很明顯,也更勇於嘗
試。」
至於新導演的首部作品,亦可看出台灣一直以來鼓勵新創作者的精神,「像廖克發的《菠
蘿蜜》、陸慧綿的《迷走廣州》等等,展現出飽滿的作者風格。台灣藝術電影的脈絡上,
承繼台灣電影傳統的年輕導演,還是不少。」
然而,攤開去年入圍名單,也聽到部分認為提名過度集中在某些作品的聲音。親自主持評
審會議的李亞梅說:「競賽就是這樣,有不同的評審組合,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本
無法預測和操縱,是碰撞出來的,評審會議當中往往充滿驚喜,有些熟人的看法也讓我意
想不到。」
以台北電影獎現在三階段的評選機制為例,初選評審中會有幾位加入複選,複選評審中再
找四位加入決選,希望讓獎項名單是有機的,能產生不同變化,李亞梅分享網羅評審的諸
多眉角:「一是不找今年有作品的,二是避免該評審和報名作品有密切或良好關係,三是
去年當過者今年不要再當。因為評審口味不能被固定下來,應該要是流動的。」
因此,若要以現實的「成效」來考核改制,總監怎麼看?「攤開數字,一方面是媒體曝光
增加了,去年不含網路、光是其他形式,媒體偵測公司給我們的估價就高達六千六百萬台
幣;今年將網路聲量加入,到目前(訪問當天是6月17日)為止已達一億多。」
因為改為入圍制,也連帶增加影展收入,李亞梅的「行銷人」身分雖是休息了,「行銷魂
」還是藏不住,「演員受到提名除了可以鼓勵從業人員,也能讓媒體聚焦、採訪,有星光
、有聲量,贊助廠商就會進來,去年贊助金額成長32%,票房成長了8%。」
至於今年的贊助額,由於全球疫情延燒,許多銀行、汽車、酒類企業總公司下達政策全面
停止贊助,確實也讓台北電影節受到影響,「幸好我們最大贊助廠商中華電信覺得去年的
影展辦得不錯,今年反而加碼。也因省下國外影人機票費、接待人員、口譯人員薪資等,
剛好補了贊助金額整體減少的缺口。」看來做影展,也需要強壯的心臟、樂觀的心態,和
迅速應變的彈性。
票房部分,李亞梅坦承,「我們今年本來已經做好票房差的心理準備,畢竟受到疫情影響
,大家都能理解,我只求能應付辦公室支出,然後觀眾看片都安全就好了。我猜或許票房
好的原因之一,也跟現在全世界戲院都很少新片有關,而台北電影節提供影迷一堆新電影
。」
聊到台北電影節有史以來最高票房的時代,李亞梅認為「回不去了」,當時台灣各類影展
、獨立片商還沒那麼多,更別說串流影音平台的普及,「舉例來說,2008年台灣共有三百
多部電影在台北上映,現在一年則是八百多部,觀眾接觸到外國電影的機會大幅增高。因
此票房方面,我們只希望近期每一年都進步一些就可以了。」
若說去年最大挑戰是改制,今年就是疫情,身為總監的李亞梅為釐清如何給同仁下達決策
,於是想盡辦法與主管機關溝通:「真的要開始規劃票務時,確實發現有許多矛盾的地方
,例如梅花座、VR單元的舉辦與否都是,經過努力,幸好迎來梅花座的解禁、VR能照常推
行。」
除了電影節的執行層面,疫情對台灣整體產業的餘波,恐怕是院線票房的現象,「大者恆
大、M型化的兩端會更為明顯。一端是商業娛樂片,乘載著休閒和社交的功能,這部分不
會太受影響;另一端則是影展、藝術片,觀眾重視與影像的心靈溝通,也很難被小螢幕取
代,受影響的反而是中間型,沒有視覺奇觀、也不特別講求心靈交流,會比較容易被方便
、省錢的串流平台取代。」
李亞梅補充電影圈的擔心,即是經過這波疫情,大眾對在家看片的形式更加依賴,要去戲
院變得更困難,「我自己還是認為,只有中間型的家庭劇情片、愛情片等較受影響,所以
還是回到片型的因素,台灣電影多是落在中間,確實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此,台灣影視的「產業化」這題考古題,總是被談及,「文化內容策進院成立後,大家
對它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帶動投資,製作生產出令人眼睛一亮、或可以跟大多數觀眾溝通
的作品,我們還在觀察,也知道這需要時間。」
除此之外,李亞梅很看好由影城龍頭組代表隊投資台灣電影的模式,「因為戲院眼光深諳
商業性,他們對票房、觀眾品味更為敏銳,也許真的能催生幾部好的賣座電影。若有賣作
國片,士氣就會在,投資人也會來,台灣電影就不會消沉。」
回到台北電影節之於城市和觀眾的初衷與功能,也是在為電影產業餵養視野多元的觀眾群
,「台北電影節是市政府的活動,發生在電影產業上中下游聚落集中的台北市,服務的對
象第一個就是台北市民。我們要盡量提供多元豐富的片單讓觀眾選擇,透過拓展觀眾的視
野,讓觀影口味更完整,就可以幫助電影產業,讓各種類型都可能存在於台灣。」
或許外界會好奇,李亞梅的台北電影節之路,未來會是如何,這點連總監本人都沒有答案
:「第一年改制時,有人不看好,我不服氣,雖然不確定需要幾年,但我希望將改完的成
果穩定下來,再把棒子交出去。接下北影後,我只新推出一個『非常新人』的活動,不希
望被『創新』的指標給綁架,畢竟為了創新而創新其實很無聊,應該重視效益。」
李亞梅找人力、爭預算,將上一屆總監沈可尚任內創下的三個活動維持下去,深信一直耕
耘就自然會產生特色和品牌,「同一時間,我也優化『正在拍片的我』,希望能更實質地
幫助新導演。總之,我自己主導的改制要迎向穩定、承接前人發想的活動要改善、持續。
」
2020台北電影節在焦慮躁動的時代中展開,也因此,身為影迷的我們更加珍惜每一次入廳
的沉浸與抽離,並默默守著未來幾年的台灣電影,或許在養分與毒素的交奏下,將有著難
以預想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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