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台北幾米
看樣子,這是很精采的一場座談。
我記得有一天,我問吳乙峰說:「為什麼月亮的小孩不參加金馬最佳紀錄片?」
他說:「金馬是用35厘米,Betacam不能參加,而且這與他全民DV的主張不合。」
而全景這樣一個機構,雖然主張全民DV,但嚴格來說,也只是推展紀錄片的風氣,
在訓練與培訓人才上,能夠被徵選上的寥寥可數,而且大都具備著某些資格,
譬如教育工作者、文史工作室,或是地方社團等等...
吳老大的紀錄片,總是強調著與「人」之間的互動,因此他的學生,或是全景的片子,
都有非常類似的風格,有人稱之為「吳氏紀錄片」。
如果用作者論來分析吳乙峰,當然可以歸出一些片子的共通點,
但這非影像上的(與吳米森相異),而是在於和被攝者之間的互動,實在太自然了。
(吳米森好像也沒拍過很多紀錄片)
然而過於強調作者論的紀錄片是否可能造成影片失焦?
紀錄片社會實踐的意義轉而被作者的風采給抹煞了?
或許在一些訴諸自我情感的片子,如《再會吧!1999》等。
這樣的問題不會發生,但吳乙峰的片子卻極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譬如《生命》)
而井迎瑞所強調的是紀錄片的社會實踐,和從拍片中陶治自己,而非突顯自己。
渴求是一種非作者論的影像研究方法,但並非取捨「以作品看作品」的觀點。
包含了六項。
1.藝術的創作 2.歷史的文獻 3.政治的行動
4.研究的方法 5.美學的實驗 6.批判的教育方法
紀錄片工作者是第二身份,而第一身份可以是任何對象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兩邊當然各有各的觀點,影像的可能性太大了,
而評論紀錄片時,必須視「片子議題」,能否將它表達完整且全面,更是重要。
「好看的紀錄片不一定好,好的紀錄片不一定好看。」
至於作者論用於紀錄片,似乎大部分只能談論到美學的部分了,
針對影片所能引發的作為討論的主題,也較實際。
主流與非主流的分別,在近年各影像工作者如周美玲、彭文淳、等人的出頭,
我相信是會消除這種奇怪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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